本书以中国 1768 年爆发的叫魂妖术恐慌事件为切面，剖析出作为「官僚君主制」的晚期帝制中国社会各种症结。故事先从叫魂事件的起因说起。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本来非常普通的小事情被附近慈相寺的和尚利用，原因则是想要通过散布谣言的方式来诋毁附近另外一家香火鼎盛的观音殿，以争香火。和尚慌称有海宁石匠在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的人都要遭到毒害。谣言传开，流变为一个新的叙事：桥梁施工时，木桩很难打到河底，石匠们需要借用活人的名字，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以其灵魂精气来为他们的大锤助力。而被夺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人们称之为叫魂。这一人云亦云、吠影吠声的谣言很快就传遍了江南各个角落。
不同地区关于叫魂有不同的信念，共性有几点：第一，在一定条件下人的魂魄可以和躯体相分离，如果一个人掌握另一个人的魂魄，便可以利用其力量来为自己谋利，可以看出，这一点的前提是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躯体和魂魄的二元，也就是说前提是人是存在魂魄的。第二，如果要偷取别人的魂魄，或统称为叫魂，可以通过妖术来实现，具体形式可能是从受害者身上分离出某种实物等。第三，受害者极可能是男童。第四，受害者一般会得病或者去世。这种观念是以父系继承、婴儿死亡率高的社会背景为底色的。而当日常经验和知识无法解释大多数疾病的原因是，和超自然事物打交道的人们就会成为妖党术士的嫌疑对象。
“叫魂”事件的爆发是在乾隆盛世年代，既是“盛世”，妖术又为何会横行呢？总结来说，“叫魂”是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从经济角度看，在 18 世纪人口增长和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之下，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富不均同时也带来了人口的持续流动。人口流动中便存在着不少流浪者，而对于本地人而言，他们都是陌生人、来历不明、没有社会关系的人。无论是商业的扩建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是向社会的下层流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各种不同背景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俗人——在妖术大恐慌中都成了被人怀疑的对象。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魂魄分离，各自对应不同的功能。魂轻飘易逝，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手段而与躯体分离的。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同时也是我认为孔飞力分析得最独到的一点，即权力的幻觉。在当时腐败落后的司法系统当中，平民百姓很难从这一制度中获得公平的补偿，在这样的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也是对每个普通百姓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并没有真实发生过，人们仍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
对于叫魂事件，官员们对于叫魂存在着三种态度，不相信其存在、相信其存在但不相信其效果、相信其存在以及效果。在多起事件中，政府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和老百姓不同，官僚阶级看待叫魂危机最主要的是考虑其对地方治安造成的影响，不管是为了维护治安还是为了保住官职，叫魂危机都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但是微妙的反差在于各级官员都力图息事宁人，制止谣言传播，而不是把叫魂事件当作紧急事件上奏朝廷。这样做是因为地方官员可以按照官僚制度的常规方式来处理，而免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相较于暴民的狂怒易变而言，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之下更可怕。因为各级官僚管管相护，通过对皇帝进行信息封锁来保证一定程度的安全，同时也是守护官僚机器处于舒适圈层之中。但又由于乾隆拥有自己的独立情报来源，这样的封锁反应很快就失效了。
当乾隆皇帝得知叫魂事件之后便动员整个官僚机制开始对妖术的彻底清剿。这场荒谬的清剿行动持续了好多个月，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叫停。而乾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剪辫”这一行为在清朝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对于清朝政府的仇恨，并挑起叛乱。另外，官僚机制在危机当中的怠惰敷衍、欺上瞒下也让他非常不满，他希望借此清剿妖术的机会清除已成为汉族官僚体系特征的种种“恶习”。
全书精彩部分集中在最后两章，详细分析了不同阶层如何应对“叫魂”事件，以及“叫魂”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皇权与司法运作）运作的燃料。之所以读完感觉最有收获，是因为孔飞力论证了在中国的制度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扞格不入，而是存在着和平相处之道。这驳斥了传统观点（同时也是历史教科书的）认为专制权力和官僚常规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消长排斥，此强彼弱的。其论证过程是通过分析在叫魂危机中君权控制的几个运作手段：严饬属下，加强各省对地方官的督饬；重申官场规范，破除辖区保护以逃避责任的惯习；强化个人关系，行使非常规的制裁手段。官僚们则通过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由省高级官员联合报告）和常规化的手段来加以抵制。不得不承认孔飞力的分析基于深厚的文献工作，把当时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历史都悉数道来。但依旧令人不满足的是其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般性的，即这样的君权和官僚机制的互动机制似乎并没有因为叫魂事件而差异或者更加丰富。
最后总结来说，中国帝制国家既是一个根据皇室和精英阶层的利益来管理国家的工具（政府），也是一种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的制度（官僚君主制）。除了维持国家秩序之外，政府还有为官僚君主制度提供象征性资源的作用，官僚君主制需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来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整个官僚机器对于社会中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转换为地位和权力的流动。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也从事件中汲取养料。君主需要具体的机会来强调他对官僚的支配。同时官僚君主制并不仅仅只是被动地对事件作出反应，它还可以塑造、重塑、制造事件，从而改变自己在整个官僚机器中所获得的利益。这一点在《权力的游戏》小拇指挑起狼狮之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在叫魂危机中则表现为弘历需要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来“宣泄”自己对官僚制度的焦虑和不满（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而挡在君权狂热和无依无助的百姓之间的正是官僚制度，今天肯定没有人会拥抱旧废的官僚制，而在当时，官僚制度的特性却成为了民间社会的“应急锚碇”，发挥着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读罢，我最大的疑惑便是：于今是什么能够伫立其间，抵挡疯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