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社会中，文化符码的创造和认同的表达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网络化逻辑转化了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民族主义的话语表达，因而产生了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现象。而小粉红群体作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代表，这个标签背后指代的是谁？小粉红的认同、敌人和目标又是什么呢？回看中国民族主义起源的家国同构观，小粉红与之是否存在历史回响或者异变呢？
国内学界对网络民族主义进行研究开始于 秦在东 & 陶丽 (2023) 在《国际先驱导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网络民族主义掀开中国民族主义新篇章》。但作为社会现象，基于互联网的大规模民族主义动员则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中国第一次网络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是在 1998 至 2005 年期间，主要事件有抗议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抗议北约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和保钓运动等等。这个阶段的参与者主要是以 70 后大学生网民为主体，对官方在处理重大国际关系事件中的表现不满，具有一定的公共和批判性。从 2008 到 2010 年，80 后网民成为中国互联网舆论的主角，网络民族主义进入第二次浪潮，80 后爱国者一方面继承了 70 后批判现实的情怀，在比如奥运圣火传递、抵制家乐福等几个标志性民族主义事件中展现出了一种在官方议程设置之外更为独立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恶搞、动漫等网络消费亚文化的第一代受众。在这之后，网络民族主义第三次浪潮的主体——以 90 后为核心的新一代网络爱国群体“小粉红”在消费主义、粉丝文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中诞生了 (王洪喆 等, 2016)。
“小粉红”这一词语的兴起和 2016 年两次重大的网络事件有关，第一次是台湾演员周子瑜的“台独”事件1和民进党蔡英文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为导火索引发了“帝吧出征”2。第二次是导演赵薇电影《没有别的爱》中的演员戴立忍被网友指认为是“台独分子”的事件。戴立忍在微博上和网友骂战数日，事件伴随着共青团中央的微博介入以及网友指向赵薇背后公关和资本运作达到高潮。在这些事件中，中国网络上出现了许多坚决捍卫政府权威、对一切“独立”分子深恶痛绝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娴熟地使用表情包和各种网络语言，这完全区别于传统民族主义者诉诸暴力的形象。
主流叙述认为小粉红一词应追溯到耽美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论坛区的粉色背景，指代的是论坛中狂热的女性爱国粉丝群体。但方可成的研究破除了这种深藏在小粉红标签背后的性别迷思，即“读耽美小说的少女变身民族主义小将”的历史实际上并不存在 (Fang & Repnikova, 2018)。事实上，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帝吧出征”有 64 % 都是男性。另一方面，晋江一批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用户并不受欢迎，站长黄艳明（iceheart）甚至将这群用户聚集的“风雨读书声”板块名称改成了“二百五”。于是，这一批极端拥护中共的用户便出走晋江，重新建立了一个“凤仪美食论坛”。后来凤仪论坛的用户和微博比较有名的自由派用户@大咕咕咕鸡因为“你国”3 这一说法发生骂战，大咕咕咕鸡便羞辱并且误称她们为小粉红。至此，张冠李戴的小粉红标签用来指代年轻女性民族主义者才开始被流传。接着，越来越多自由派攻击民族主义者的时候都会贴上这个标签，并且将其形容为愚蠢无知、幼稚狂热的年轻少女。之后官方媒体如《环球时报》也通过宣传将这一群体塑造成为“忠心耿耿的蠢萌少女”的形象：
“她们不太懂网络安全，朋友圈和微博里晒满了美食和旅游照片；她们不懂网络舆论，但却是这个上甘岭上的生力军；她们垂涎着环球时报的肾和美腿，据说最近又盯上了共青团中央的‘华为麦芒’。她们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但却有着一股天然的正义感。” “小粉红，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班女孩。让我们共同守护她们。”
在网络论战、官方宣传和大众使用的混杂作用之下，小粉红这个标签挣脱了原先晋江文学城、耽美、女性等元素，成为了活跃在中国大陆网络上年轻民族主义者的称号。小粉红作为网络民族主义者，其自我定义和传统民族主义者相似，都追求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但不同的是如今遥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常常在文化产业或者商业消费中被召唤，换句话来说新一代民族主义的来源需要到年轻人沉浸其中的娱乐活动中寻找。当小粉红“出征”各个社交平台的时候，他们在线上表现出了一种稳固的身份认同，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的强度和性质和网络粉丝文化形成的认同模式非常相似，换句话说，小粉红式的爱国越来越像爱偶像。文化工业塑造了粉丝对于消费对象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粉丝在消费活动中重要的快感来源，同时也是各种网络社群中高度组织化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和基础。例如 2019 年香港反送中游行事件中，许多大陆娱乐艺人在社交媒体平台表达自己对香港警察的支持，他们的言论引来香港极端抗议者的辱骂。在这个时候，艺人们的粉丝群体为了保护自己偶像和维护国家，再次集结“出征”和香港抗议者展开骂战。“饭圈男孩女孩”们将自己对待偶像的崇拜和情绪转移复制到了爱国上，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拥有 14 亿粉丝的拟人偶像“阿中哥哥”，并且主观地弱化国家形象，进行自我赋权，认为自己在保护祖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从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极大的自我满足感、荣誉感和归属感 (田梦, 2020)。
上述这种粉丝式民族主义背后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国同构观念的回响，但又因为网络化而产生异变。国家（state），或称家国，这一词语将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和作为公共领域的“国”整合成为了一个概念。这意味着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是整合所有家族的政治实体，家和国是同构体。而这是如何形成的？周代天子分封诸侯，管辖范围大的称之为“邦”，小的称之为“国”，而大夫的食邑则称为“家”。到了战国时期，“国”和“家”的含义越来越接近，只剩下范围大小的差别。随着诸侯纷争称霸，“国家”一词就开始兴起。到了秦汉大一统帝国时期，“天下”和“国家”两个词都可以用来指代 state，也就是说，国家成为了帝王实行天道的范围，两者互通。到了西汉，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对皇帝的忠诚被认为是家庭孝道的合理延伸，儒学将家视为国的细胞，把国视为家的同构放大 (金观涛 & 刘青峰, 2009, 页 229–230)。家国同构这一组织原则和儒家忠孝同构的道德秩序相互契合，构成了传统的儒学国家观：
秦儒家讲孝道，讲等级制伦理，父权的核心观念是孝，从“亲亲”推出“尊尊”，已经把家庭伦理外化为社会关系准则。而《孝经》则非常明确地提出国、家同构的观念。不到两千字的《孝经》，言简意赅，单刀直入“孝治”主题。开篇就借孔子之口说：“夫孝，德之本也”，把孝作为道德的根本；接着讲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孝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年幼时在家孝敬父母，成年后服务于君王、国家，最后成就自己以道德为终极追求的人生（立身）。《孝经》把父子关系的孝定义为人的本性，并提出移孝为忠的治国理念：“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人对父母孝敬移于对待皇帝就会忠，敬重兄长移于社会就会服从长辈，治理好家事就可移于为官之道。《孝经》的这套说法，完全是家与国对应嘛！(金观涛 & 刘青峰, 2015, 页 51)
“阿中哥哥”这种话语之所以是家国同构的回响，是因为其本质上模糊了作为私人领域的偶像崇拜情结以及作为公共领域的国家参与，对于偶像的喜爱延伸到了对国家的无条件拥护。小粉红通过独特的表达，成功地创造了自我身份，建立起了匿名的爱国青年“共同体的想象”。正如追星一样，重要的不是偶像本人，而是在仪式、狂欢之中。而小粉红的这种想象和自我认同塑造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等待官方赋予的，是由和政权结盟和合作自发产生的。正如偶像粉丝团体会使用一个共同标签作为自我认同的形式，小粉红们锻造共同身份则是通过给对手贴上了“叛徒”和“美国粉丝”等标签来确立他者，从而增强自身的身份认同。在这种认同中，小粉红不仅仅只是接受和消费官方意识形态所需要的民族主义，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民族主义意义的再生产和诠释，建构了一个理想和完美的中国形象，以此来作为衡量各方行为的标尺，这也是为什么当官媒有时候发表一些不那么“爱国”的言论或者反应的时候，同样也会遭受到小粉红攻击。粉丝把所有优点投射到了偶像身上，小粉红也把国家搬到了完美滤镜之下，进而使用一种封闭、单一和压制的态度进攻其它任一与之违背的言说空间，造成了一种体制外的极权主义。
原子化和去崇高化的阴雾笼罩，越来越多年轻人比体制自身还要保守，这让我想到《千高原》书中提及过的友谊定理：“如果在一个社会之中，任何两个个体都恰好只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个个体，他是所有其他人的朋友。那么谁是这个共同的朋友？”(Felix & Gilles, 2010, 页 21) 如今，网络民族主义日渐升温，那个共同的朋友会只剩小粉红式的“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