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记住大巴车。记住倒塌的隔离酒店。
记住西安医院门口流产的孕妇。
记住上海被自己医院拒绝死亡的护士。
记住兰州的三岁儿童。
记住乌鲁木齐火灾中绝望的叫喊以及更多个体的悲剧。
太多需要记住的东西了，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
拒绝接受官方塑造的正确集体记忆，不做人民做自己！
——2022 年 11 月 27 日，北京亮马桥上一位女性行动者的呐喊
在网络社会运动之中，行动者们借由着信息通讯技术连结个体，集体行动，进而挑战着既定的权力结构。而政府当局则以言论审查、信息监管、在线监视甚至是中断互联网（Internet shutdown）来平息异见和控制政局。各国政府不仅将网络中断作为一种工具来阻挠和破坏抗议活动本身，而且还用来掩盖当局警察在镇压抗议者时候所犯的侵犯人权行为。2022 年 3 月 4 日，俄罗斯互联网监管机构 Roskomnadzor 宣布封禁 Facebook 和 Twitter，并禁止向 TikTok 上传新内容。3 月 14 日，Instagram 也被添加到封锁列表中。当局还限制民众访问许多新闻网站，包括 BBC、德国之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等。2021 年 2 月，缅甸军方在政变中夺权并软禁领导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民众的互联网接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军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互联网控制措施，如宵禁式断网、封锁不同平台和服务的访问等等 (Padmanabhan 等, 2021)。2019 年 11 月抗议运动席卷伊朗，政府同样在全国范围内中断互联网，数百万人被迫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信息阻滞也让警方暴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升级。在经过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不懈地调查之后，核实伊朗安全部队在断网期间至少杀害了 323 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而这个数字目前还在上升。
Access Now (2022) 的统计报告显示 2021 年间 34 个国家的 182 起互联网中断事件，与 2020 年 29 个国家的 159 次相比较呈上升趋势。可见一斑，这种极端控制方式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地数字威权政府偏爱的破坏性策略。亚洲如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缅甸、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非洲如布基纳法索、乍得、埃斯瓦蒂尼、塞内加尔、南苏丹、苏丹、乌干达；拉丁美洲如古巴；中东如约旦都在 2021 年的抗议活动中部分或完全中断网络连接。
因此，数字基础设施对于网络社会运动的重要性无庸置疑。从 1969 年 ARPANET 的创建到 90 年代中期商业网络的兴起和 2000 年代社交媒体的流行，我们接触网络越来越方便，但通向互联网连结这扇大门的钥匙，却从来都不在用户手里。也正是因为这样，探索如何骇回公民通讯自主权于今就显得迫切。即使存在上文所述种种晦暗趋势，但如 Castells (2012, p. 5) 所说：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有反权力（counterpower）。世界各地的公民、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者、艺术家们也在思考和实践着各种方法来对抗政府和企业对于互联网接入的垄断，重新想像连结个体的方式，运用创造性的方式来规避互联网控制。本文将从跑腿网络（Sneakernet）、死驱（Dead Drops）和海盗盒（PirateBox）以及网状网络通讯（Mesh network messaging）几种技术形式展开，讨论古巴的 El Paquete Semanal、数据快递服务 Awala、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 Occupy.here 等案例，试图回答公民是如何结合本地语境，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达成互联进而逃离政府的互联网垄断。希望以此展示世界各地的人们争取通讯自主和网络基础设施自治的努力，以及另类连结（alternative connectivity）方案的丰富与复杂。
跑腿网络——不要低估集体牵手的带宽
2015 年，古巴国有的 ETECSA 电信公司开放了 35 个公共 Wi-Fi 热点，古巴人终于可以以每小时约两美元的价格连接上网，但这相当于古巴人平均每月 17 美元收入的大约 10%，换句话说 20 个小时辛苦劳动得到的工资仅仅可以换来一个小时的网络连接。如果一个普通古巴公民有幸住在这些 Wi-Fi 热点附近，那么需要工作大约 6 年，才能获得一个月速度缓慢的上网服务 (Share Lab, 2016)。而且古巴的互联网也从没有自由过 (Henken, 2022; Press, 2011)，这几年政府更是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2021 年 7 月历史性的全国抗议运动中，政府切断了互联网连接 (Hernández, 2021)，封锁了各种 VPN 服务、社交媒体以及通讯软件如 WhatsApp、Telegram 和 Signal 等，同时政府还有选择性地中断了个别抗议人士的移动和固定线路连接。2022 年 5 月通过的新刑法甚至进一步将利用社交网络组织抗议活动定为犯罪行为。在这片连接率低、价格昂贵、速度慢、严苛审查的互联网恶土中，古巴人民发展出了一套地下的、离线的、复杂的跑腿网络，这个革命主角被称为 El Paquete Semanal（下文简称 EP）或 The Weekly Package。跑腿网络指的是通过物理移动媒介来传递信息，比如将文件复制到磁带、U 盘等任何可移动的存储介质中，并将其带到另一个计算机上，这种方式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被广泛使用，如今在古巴人民的数字生活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你可以把 EP 想象成是古巴人民的巨型数位内容电子报，每周精选下载全球互联网动态包括电视节目、音乐、电影、软件、杂志、新闻、YouTube 视频、肥皂剧等，甚至还有 Revolico 的最新副本，再打包进 DVD、USB 或者硬盘。当然，除了全球视野之外，这个每周套餐中还包含着大量古巴本地人制作的内容。一周一会的筛选、下载、打包、分销、消费，大约有 300 万上网受限的古巴人民在这个野生跑腿网络中，抵抗着政府的互联网垄断。
那 EP 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个庞大的网络中有三个关键的角色，分别是 Los Maestros（the masters）、Los Paqueteros（the packagers）和 La Gente（the people）。Los Maestros 是负责下载和编译内容的，这些人一般具有不同程度的互联网访问权限，比如大学或者政府机构中较快的网络连接速度等等。Los Maestros 每周需要跟踪下载全球新闻、社交媒体动态、以及音视频更新等，将其分类编辑，不同 Los Maestros 发行的内容和风格也有差异，依此来保证网络中的各种内容需求。每周一次的发行一旦准备好，装载满满的硬盘就会被运送到全国各地的 Los Paqueteros，也就是分销商手中。Los Paqueteros 的工作是将内容分发销售给 La Gente 也就是街上的人们，终端的消费者。有时候 Los Paqueteros 还承担着内容中介的角色，帮忙寻找用户所需要的特定内容，甚至是采购、编辑和交付客户的个性化内容包裹，比如特定某部电影等等 (Dye 等, 2018)。
我们可以看到 EP 的内容生产绝不仅仅是个人主义的努力，它是社区协力合作共创的结果，每周内容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人们的需求和 Maestros 的品味。这和如今互联网横行霸道的算法推送内容不同，EP 是一种人为的内容策展，它并不会根据用户的喜欢投送匹配的广告，而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增加适配的内容。也在这种交互的过程中，古巴人民的文化生活才有可能从互联网封锁中得以呼吸和松动。但政府会允许这种自由吗？
政府一开始出于政局稳定的考虑对 EP 的态度是敌对和压制的，但在 Paquetero 和当局辛苦协商之后，双方达成妥协：不在 EP 中传播任何反政府和宗教相关的内容 (Martínez, 2017)。尽管在极权政府重压下，古巴人民已经本能地回避任何带有异议味道的话题和媒体消费了，但受制于信息政治依旧是这一跑腿网络令人扼腕的地方。然而，我还是倾向于相信在妥协之外也有弹性，古巴人民肯定会运用其想象力逃避政府的内容审查，因为这也是 EP 的优势之一，数字内容是装载在硬盘等设备上的，而不是直接在网络上传播，这就给政府信息监控和实时跟踪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如果政府要严格审查，那么就必须扫描每一个设备，但对于这个隐秘且流动复杂的信息包裹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综合来看，EP 作为一种受限的设计当然不是一种完全理想的技术规划，但它是古巴国内当前政治、社会、经济和资源状况综合之后有效的替代性实践。通过它，我们认识到用「离线」来抵抗「连线的垄断」也是一种可能的路径，高科技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一种无科技但适用的选择：当人们选择自己成为网络基础设施的管道时，社区自组织便可以击穿厚重的网络封锁。
2016 年埃塞俄比亚抗议运动也提供了一个例证。为了镇压奥罗莫族（Oromoo）领导的抗议活动，埃塞俄比亚当局多次切断互联网。但抗议者很快就找到了对抗的方法。运动领袖贾瓦尔·穆罕默德（Jawar Mohammed）发现当局只关闭了抗议活动中心奥罗米亚的互联网，但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却依旧保留了互联网连结。于是，他就前往首都，接着每个区都会资助一个人到首都来，Jawar 再把人们带来的消息发布到网络上。而当政府把两万人都关押进军营中的时候，Jawar 却将这件事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因为没有太多机会、资金、资源和行动自由去联络人群，那么当两万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是人际互联的最佳机会。Jawar 制作了一个行动培训手册给人们在军营中学习。等到出狱之后，坚固的线下人际网络便取代了之前的在线社交网络，那么即使政府关闭互联网，人们也知道如何相互联系，如何将信息传递给外部世界 (Feldstein, 2021, 页 201)。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适应性技术方案和策略来抵抗，用线下和传统的「笨」方法来传递和沟通讯息，不仅很有效，而且越来越关键，这是 Jawar 的抵抗经验所诠释的。
而在苏丹 2019 年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一群在电信公司工作的工程师成立了秘密小组，专门协调获取一些支持上网的 SIM 卡来供抗议者使用 (Moore, 2020)。最近一次在 2021 年断网期间，苏丹公民使用了由海外组织和苏丹侨民邮寄的 SIM 卡向外界传递信息，同样的方法在伊拉克和刚果也使用过。苏丹人民还依靠更传统的方法来组织抗议活动，例如与各个社区联系的摩托车信使，分发传单并挨家挨户提供安全建议的居委会。这样的方式虽然看起来慢，但它也免于数字动员所受到来自政府的在线监视。
提到摩托车信使，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个提供数据快递的产品。2019 年开源公司 Relaycorp 的创始人 Gustavo Narea 创建了一个名为 Awala 的新服务，其长期愿景是为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们提供不受审查的即时通讯，短期愿景则是为因自然或人为原因而无法使用互联网的地区提供连接。当互联网被切断的时候，Awala 将通过协调数据快递员（Awala courier）1 来帮助恢复连接。数据快递员的工作是在互联网切断期间，在 Awala 用户的设备和互联网之间转发数据。每个数据快递员会有一条路线，在每一站都要传递和收集数据。当快递员到达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地方，Awala 用户将会连接到快递员的设备来获取和传送数据。之后，快递员重新回到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将收集到所有数据发送到互联网，然后继续收集新的数据回传给特定用户。快递员之间可以互相合作，简化流程，更好地为断网地区提供连接服务。Awala 的程序设计保证了除发件人和收件人可以查看或者更改数据之外，快递员没有任何查看数据的权限，由此来保证通讯的隐私和安全。
Awala 服务还在早期测试阶段，还有很多问题存在，比如如何隐藏数据快递员的身份，如何更好地保障数据快递员的收入，如何降低软件的使用门槛等等。相信随着产品的迭代，Awala 的数据快递员模式可以成为对抗断网的另一大利器。关于跑腿网络有一句常见的形容是：「永远不要低估一辆满载着磁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旅行卡车的带宽」。但我更想说：永远不要低估人们联合起来集体牵手的带宽。
死驱与海盗盒——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口味
死驱（Dead Drops）是艺术家 Aram Bartholl 在 2010 年开始的公共参与艺术项目。Aram Bartholl 将 USB 驱动器用水泥嵌入到路边建筑物的墙壁上，任何人都可以拿着自己的设备接入进行访问，每一个死驱原始状态都是空白的，只有一个解释性的 readme.txt 文件，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分享自己的文件或者访问之前留下的文件。越来越多人用死驱这样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已经有 2240 多个这样死驱，总存储数据量已经约有 69118 GB。其中不乏许多有趣的内容。在科隆 Volksgarten 大街上存着一本《The Anarchist Cookbook》 教你如何制作 LSD 和燃烧弹。如果你需要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各国语言的电子书文件，不一定需要 Z-library，也可以试试到加泰罗尼亚 Portbou 的一个海蚀洞] 中找找。忘掉《泰坦尼克号》和《初恋》，在煤气厂改造的地方隐藏着的爱情故事有可能比她们更甜蜜，只要你能找到阿姆斯特丹 Espressofabriek 的旧煤气厂。还有一个号称 M.A.M.B. 的神秘团体在法国 Mesnil-le-roi Yvelines 某个废弃工厂（见下图）留下让每个人真正幸福的秘密，等待着探险者。这样一个匿名的、离线的、点对点的文件共享网络让人们穿越信任迷雾去探索和设计惊喜，虽然也有可能是惊吓，但不管怎样，死驱还是给公共空间中密不透风的网络基础设施砸开了一个活泼的巨洞，启发人们继续想象另类的连结方式还有什么可能。
海盗盒（PirateBox）则是 David Darts 在 2011 年设计的一个移动无线通信和文件共享网络，一般是路由器、USB 和软件的组合，用户可以在其中进行交流并匿名交换图像、视频、音频、文件等 2。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便携式离线互联网，一个无线版本的死驱，甚至可以把它装在共享单车、公共电话亭、气球上等等。其衍生产品如 LibraryBox，同样也是一个开源的便携式数字文件分发工具，旨在向无法上网的人们提供教育、医疗保健等内容。
PirateBox 相关的一个运用实例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 Occup.here。相较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其它的数字技术助力工具，Occupy.here 显得不太出名，就连 Donovan (2015) 研究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技术基础设施的精彩博论中都没有提及。尽管如此，我依旧觉得 Occupy.here 的设计思路在今天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2011 年 9 月 17 日由于警方在华尔街的大部分地区设置了路障，抗议者们便将活动据点转移到了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学生、嬉皮士和黑客们便在这里聚集，祖科蒂公园同时也成为了 Occupy.here 的实验田。简单来说，Occupy.here 是一个 Wi-Fi 路由器，但和其它路由器不同的是，其中运行的是 OpenWrt Linux 操作系统和一个小型的强制门户网站（captive portal）。当访客加入这个 Wi-Fi 网络并试图加载任何网站的时候都会被重定向到 http://occupy.here 网站上，而在这个新网站中则是一个简单的 BBS 风格留言板可供人们交流，还有一个分享信息和文件的空间。和其它大多数 Wi-Fi 不同，Occupy.here 是离线的，不接入互联网的，只有当离路由器足够近的人才可以使用它们的设备连接到这个占领者的内部网络中 (Phiffer, 2013)。根据开源文档，用户可以自行搭建新的 Occupy.here，因此当更多的 Occupy.here 路由器出现时，每个路由器都为其附近的人服务，孤岛连成片，它也就成为了抗议者们微小但自足自足的另类独立网络，一个由认同所聚、集体所有的网络。
人民麦克风（People’s Mic）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另一种有趣的群体通讯方式。如何让诉求不同的抗议团体在没有扬声器和话筒的情况下有序地聚会讨论？首先，发言人用正常的声音说几句话，每次不超过半句，保持简短。然后，演讲者暂停，而坐在附近的许多人将一起大声重复同样的话，帮忙扩大演讲者的音量。接下来，那些坐在圆圈远处边缘的人将再次重复，直到所有人都可以听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还发明各种手势表达赞同、反对以反馈演讲者所说的话。而如果当麦克风传递的过程中出现了故障导致通信中断或者错误，那么就会有人通过大喊 Mic Check！Mic Check！来挽救它。通过类似重复唱诗班的形式来放大个人的声音，种种差异的诉求在人民麦克风的传递中，通过他者的身体和声音再现而得以被集体共同倾听，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必须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感受和判断。我想这是当今任何碎片化、加速的即时通讯软件都无法企及的吧。集体也在作为彼此扬声器的过程中增进了信任，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延伸，每个人的参与都很重要，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见，也正是在这种强纽带中，政治共同体得以缔结。人民麦克风完全不属于技术性策略，但却比任何技术在场更让人感受到友爱与团结。公园的警察或许可以因各种理由没收人民的扩音设备，但却无法禁止人民的声音，因为颠覆和解放的力量从来不来自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人们站在一起的行动，世界各地使用网状网络通讯抵抗的人们也同样印证着这一点。
网状网络通讯——如水般抵抗
2014 年秋，香港爆发了雨伞运动，上百万人上街示威。抗议者因担心政府会以关闭互联网的方式来镇压运动，再加之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宣传和鼓励，民众蜂涌进了一个不需要互联网连结也可以实现用户互相通讯的软件——FireChat。自 9 月 27 日抗议活动开始，FireChat 在香港的下载量达 50 万次，使其成为香港 Apple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的榜首。在高峰期，FireChat 有 37000 个并发用户，每个用户平均在该软件上花费的时间超过两分半钟，这还不包括离线使用该软件的用户 (Toor, 2014)。FireChat 在雨伞运动公共讯息的分享平台，如现场的实时状况、占领的行动指南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类似 FireChat 的软件还有如 Briar、Mesh、Meshenger、Serval、Bridgefy 等，各有优劣 (Blöchinger & Seck, 2021)，但这类网状网络通讯软件的共同点都是允许用户在不依赖互联网或者 SMS 服务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彼此之间的通讯，利用蓝牙和 Wi-Fi 技术组建起相互联系的设备网络，这些设备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相互发送讯息，实现灵活且分散的通信模式。网状网络通讯软件所支持两个设备通讯范围约为 100 米，而一旦第三、第四、第五个设备添加到这个网络中的时候，有效范围就会相应地增加。网状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与其他节点直接相连，动态地、无层级地多跳合作传递信息，像长跑接力赛一样，信息从发送者出发，借着不同的设备跳到接收者手上，依此不断扩散。每个节点都参与到信息的传递中，不依赖于某一特定中心节点的正常运行，即不用担心出现单点故障的问题。网状网络可以根据情况动态地自我组织和配置以实现信息传递。当用户密度足够大的时候，网状网络可能会达到渗透阈值（percolation threshold），即随着网络中链接数量的逐渐增加，全局性的节点集群会突然出现，从而允许该地理范围内用户之间可以进行无缝通信 (Houston-Edwards, 2021)。凭借着这些优势，除了在上述提到的香港抗议运动中，网状网络通讯软件在伊朗、黎巴嫩和津巴布韦的抗议运动，美国的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缅甸军事政变后 (Potkin & Pang, 2021)，印度的农民抗议运动等等场景中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虽然功不可没，但也有研究对此类软件隐私问题提出了担忧。 Baraniuk (2014) 认为 Firechat 对于躲避警察的激进抗议人士来说并不是安全的，其讯息是公开的，没有加密，特定区域的每个人都可以阅读正在交换的消息，也就意味着可能会遭受来自特工的监控。 Albrecht 等 (2021) 针对 Bridgefy 进行了软件安全分析，结果显示 Bridgefy 允许其用户被追踪，不提供有效的保密保护，指出中等水平的黑客就可以对用户进行去匿名化攻击、制作用户的社交图谱、解密和阅读消息、执行中间人攻击以篡改通信，甚至完全关闭网状网络。如何在网状网络通讯中融入加密算法更好地保护抗议者的隐私安全，是未来的软件设计师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Perry 等, 2022; Pradeep 等, 2022)。
网状网络从网络拓扑结构的层面改变了我们的通讯方式，骤眼看来，我们似乎活在政府、公司、财阀、科技贵族对于基础设施的垄断之下，难以反抗。而我们跳到外部观察的时候，或许就会发现有时候权力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运作逻辑是一致的，如上述垄断的形成同时也和我们如今网络架构的中心化所吻合。那么如果我们要松动和打破权力结构，第一步或许就可以从技术本身的架构开始颠覆，把金字塔打碎成平面，把层级分明的中心式访问改造成多点传递的去中心化连结，把和网络运营商斗争的怒气存起来思考如何帮衬建设社区网络，网状网络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离线沟通，更重要的还有不畏惧 DIY 的勇气以及如水（Be Water）般抵抗的决绝。
结语
网络可以成为个人解放的工具，亦可以相反。从跑腿网络到网状网络，种种关于公民通讯自主权的探索都是在努力重新占领网络基础设施，使其成为用户构建、拥有和使用的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科技越发达，基础设施就越不透明和无形，意味着作为用户的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对它的权力。抵抗，需要我们探索基于合作的替代方案，以让技术的社会价值超越市场价值，创造另类连结的可能，勇敢地在公民抵抗的世界中站稳脚跟，不再被阻止或者噤声。
参考文献
脚注
关于数据快递员具体的工作流程，可参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uLz3q_6bo。↩︎
关于如何制作 PirateBox，可以参见 https://vimeo.com/46480638 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Sh1zpOBVo。↩︎